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早期中国经典书写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诗经》尤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出土《诗经》材料多；二是出土《诗经》显示出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异文丰富；三是《诗》基于讽诵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缘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文本缺乏稳定性。他们认为，单个诗歌文本是理念和表达之“共享整体”的诸多具体表现之一，诗歌创作则是利用主题和表达之“诗歌材料”和“素材库”来不断生成新的文本。不仅如此，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文本族谱只是基于总体上相似的主题、意象以及一套有限范围的表述所构成的一组平行文本，它们中没有所谓的唯一原初文本（亦即“祖本”），也没有与之相关的原初“作者”及“诗歌创作时间”。这不仅消解了作为独立文本的诗以及文本间关系，也使包括《诗》在内的早期经典文本形成及形态充满不确定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关于早期诗歌文本具有较大流动性的判定多是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得出的。诚然，口头诗学理论对于早期文本的分析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尤其是长篇叙事性的史诗的分析。因而也有学者借助口头诗学理论研究早期中国文本，比如王靖献的《钟与鼓》。我们同意《诗经》中的某些作品具有口头属性，尤其是《风》《小雅》中部分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说口传诗学对于《诗经》所有作品都具有绝对的解释力。比如作为仪式文本的《颂》常常和具体的仪式行为相关联，关乎身份认同，并借助表演性的“重复”等方式保持其作为神圣性文本的一致性和排他性。再比如《诗》中和具体历史事件相关联的诗（亦即“献诗”）也不适合用口传诗学理论来分析，如《十月之交》。这样的文本一般不见程式化套语和共享型主题，因而其文本独特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因为《诗》是音乐性文本，其四言构型和周代以“乐悬”为主体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四言代表的是编钟四声调式结构及其规定性，也涉及大师“审诗商”等其他周代乐官制度。因而《诗》是非常复杂的文本工程，单一阐释模式并不能解释早期《诗》本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