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整体性之外，《诗》的文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并引发口传与书写之争。中国文字历经甲骨文、金文和简牍文字等不同阶段，文字构型及意义传承方面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所以书写文本一定是早期文献传承的重要载体形态。但书写还是口传其实对于文本的稳定性而言，并不是决定性要素，书写文本的稳定性并不一定优于口传文本。以安大简《诗经》为例，简文中的形近错讹文字、倒文以及重文、合文等都有利于说明这是一个书写文本的复制，而非听音记录。兹举一例，安大简《蒹葭》除文字错讹之外，诗文也少了“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计25字，约当一枚简的字数。出现这种错误，应该是抄手少抄了一枚简。但作为借助视觉复制的文本，安大简与《毛诗》相比较仍有大量异文。解释这一现象，既有文献学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从文献学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包括《诗经》文本在内的简帛异文是各自复制了它依据的底本。虽然最初的底本是依据声音或记忆记录下来的，但它们却最终形成了各自小的文本谱系，并被不断传抄。所以，我们既不能在历时性的角度设想每个文本都是依据声音或记忆记重新制作独立的事件，也不能在共时性场景中设想这些文本同时出现且彼此互参，它们只是复制了各自此前的“声音”或“记忆”。以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这些字形不同“声音”背后的意义是一致的，这是文本稳定性的表现。二是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异文关系逐步趋近于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

总之，早期经典书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诗》尤其如此。除了关注文本本身，我们也需要关注与文本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其使用问题。目前发现的早期文本皆出土于墓葬，其是文本，也是随葬品。这提醒我们在关注其文本属性的同时，也要对材料文化属性及丧葬功能有所警惕，不能简单平面化处理。（作者：曹建国，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