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诗学之外，鲍则岳提出了“模块理论”，用“合成文本”的思路解释中国早期文本的形成。他举证的文本是《周易》《老子》《礼记·缁衣》等，而他所谓的“模块”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术语“章”。对于《老子》《缁衣》这样的文本来说，“章”既是文本的构件，其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所以即便改变文本内部“章”的顺序，并不会对整个文本的表达产生太大影响。但对于同样称“章”的《诗》来说，“章”意义单元的大小及其组合要求并不一致。换言之，某些《诗》的“章”不仅是构成文本的单位，也同时需遵从“秩序”的规定。我们以《诗·绸缪》为例，与《毛诗·绸缪》相比，安大简《绸缪》第三章少了两句，也调换了第二、第三章的顺序。这显然有悖于常理。《绸缪》是一首咏唱婚姻的诗，并以“在天”“在隅”“在户”等词语标明婚姻时间。诗中的“三星”为作为晋星的参三星，其“在天”“在隅”“在户”分别对应黄昏始见于东方、深夜见于东南方和夜半见于南方三个时辰，或十月、十一至十二月、正月等月份，是合理的空间标识。而安大简《绸缪》的空间顺序为“在天”“在户”“在隅”，是无序的移动，显然是误书或误记。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绸缪》是合成文本，而“模块理论”和“合成文本”并不适合分析《绸缪》这样有秩序的文本。

概言之，我们并不认为《诗》篇是一种可以借助“公共素材库”随意拼合的文本，它具有高度稳定的文本形态以及稳定的意义所指。如果诗能随意拼合，就不仅是文辞共享问题了，也将消解诗主旨的确定性。如此，我们几乎无法理解春秋时人赋诗如何达到交流的目的。事实上，春秋赋诗恰恰证明《诗》是有确定所指的文本。《左传》记载秦国先蔑入秦迎公子雍，荀林父以同寮尽心相助为由劝阻之，并赋《板》之三章。试想，如果诗不是稳定的文本，则《左传》记载“《板》之三章”有何标识意义？